拙著《从北大到哈佛》上卷今年五月份由作家出版社发行，七月份上海《文汇报》予以连载，引发了一些社会关注。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书则是写给别人看的，能引起读者关注，作为作者总是高兴的。我从报刊上见到五六篇书评，更多的还是读者的私人来信，其中有表扬的，有批评的，也有问询的。除去对一些人的专门回答以外，这里对以上几方面读者予以一般性公开答复。
对于那些对自己提出表扬的读者，过多的空头感谢话不必说了。由于他们的鼓励，我将尽量克服“懒散习性”，把该书下卷写出来。因为主要写哈佛生活，也许可能更容易一些，无须过分忌讳人事关系。
下卷主题还是从本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特殊经历出发谈论一般人世人生，写作方式还是力求生动真切，实话实说，这一点我是不想改变的。
有人说我回国是出自“爱国主义”，这显然是过奖了，不敢当的。主要还是出自个人意愿或个人利益，通过回国任职，体现不出什么爱国主义。当今世界上，美国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度，只是我在那里居住十六七年，太久了。其实我从哈佛文理学院毕业以后就想到回国，后来因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一些私人缘故，最终未能成行。从去年秋天回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到目前为止还算相当满意，有些问题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三四十年代中日战争期间，北方和上海的敌伪政权中有不少中国留日学生，这是令人深省的。目前世界形势显然有所不同了。不过，我认为当今时代还是一个国际政治竞争的时代吧！会不会出现中美两国的严重对立冲突呢？到那时候再表现爱国主义不迟。
我所看到对于该书的批评不多，包括一篇正式文章和二三封来信，不过我倒想更严肃、更认真地予以答复。看来大多数批评意见都来自老北大人，这也难怪。路人看热闹，行家看门道嘛！既然是写北大的，北大人自然是行家，最有资格评论。
书中的文字错误是不少的，不用读者说我也知道。出版时相当匆忙，赶着庆贺北大百年校庆。从写作到上市也不过两个月时间，校庆是五月四日，直到四月二十五日，我和责任编辑杨德华同志还催促着几位女孩子打字排版，忙乱到深夜为止。以后有机会再版或再印刷，一定会仔细校订一番，好在这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除去匆忙之外，还有一个记忆问题，不少人事出现在二三十年以前，记忆的错误在所难免。除去记忆之外，也还有一个懒散问题，于是产生了不少事实上的错误。有些错误给有关北大同志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本来是可以克服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到处咨询，各方征求同意，恐怕书也就写不成了。
在该书“前言”中我曾表示，“如果确实给你造成一些不快不便，那就请接受我本人的真诚歉意。以往曾相识相知，这总算是彼此人生的缘份，不妨来个电话，斥骂几句也行。”既然这样表示过，现在便是兑现以上诺言的时候了。
有两位当事人指出同该书有关的事实错误，更需要予以专门说明。书中说“文革”初期冯友兰小女儿在101中学并参加红卫兵运动，显然是不正确的，冯先生小女儿当时也已经不小了。书中还说到五十年代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的一些情况，其中涉及她的个人生活方面，我不慎采取了一种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说法，造成对她的伤害，更是错误的。宗璞和王庆淑两位大姐已对我提出斥责，我在此表示真诚歉意。
批评的另一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些立场观点，比如说对批判聂元梓不太热心，对周培源不够尊重。对此我怎么答复呢？这是观点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这方面我是不想轻易退让的。
季羡林先生撰写的《牛棚杂忆》，是一本仗义执言的好书，我也翻阅了一下，还是季先生亲自送给我姐姐的一本。有人却把这本书同我的书对立起来。说反对聂元梓便表明具有正义感，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这些话是季先生就本人情况而言的，我想是确实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季先生并没有把个人情况扩大到一般人事现象，也应该如此。“文革”期间北大反聂的人很多，保聂的人更多，只能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予以具体认识，不能一概以反聂保聂作为正义非正义、胆小鬼胆大神的标准而分门别类。此一时，彼一时也！就我个人而言，一九六六年在“文革”的反聂反江活动，只是生活经历上的一个插曲，我不把它看得很小，也不把它看得很大。如果它真表明了我什么的话，则表明我“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罢了。这是就我本人情况而言的，总结个人经历的这一点权利，我想我还是应该具有的。
六十年代末是聂元梓当权走红的时候，七十年代末聂元梓人已经关在监狱里几年，完全失去了政治作用。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再来找我，要我怎么说呢？难道说越关长越好，越判重越好，判处死刑吗？
去年春节在国外见到欧洲汉学家迈克·舒尔翰，他是研究中国“文革”史的，说曾在中国多次见过聂元梓，而且把她在北京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也曾想是不是给聂打个电话，最后还是没有打。
前些日子有人召集家庭聚会，我可以去而没有去。据说聂元梓去了。真见到聂会怎么样呢？她年纪比我大，见了面也得称她老师，总不会再喊“打倒聂元梓”之类的口号。这是起码的人情世故。不信你去看看《毛泽东选集》上是怎样挖苦王明、博古处理“福建事变”的，说这些人见到蔡廷锴，也会一面握手一面骂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呢！
有关二三十年代周培源和陈岱孙在学生时期的恋爱故事，以前曾在北大广泛流传。无非是名人逸事一桩，既无人考证，也无人辟谣，同对周陈两人的尊重和不尊重没有多大关系，硬是分析起来也许尊重的成分大于不尊重的成分吧！
“文革”以后我返回北大，当时校级领导呈现出周培源校长和周林党委书记之间的“两周之争”，而我又采取了一番“再作冯妇”的举动，通过邓质方同学上转给他父亲一个信条，是站在周培源一边批评周林的。空话无补，这是当时惟一可以设想有所效果的做法。
这个条子的口气是婉转的，意思却是明确的：北大问题比较复杂，北大是一个教学单位，周林在北大搞运动是搞不好的。当然主要是别的原因，而不是我这么一封短信，周林真被调离北大了。
至于周校长北大工作期间的成绩，我仍然坚持如下客观评论，不想因循人情，轻易改变：周培源校长在的时候，外面兼职甚多，其主要心思也不限在北大上。周培源无论如何是老了，在北大工作并没有什么大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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